不幸的是，仰赖美国等少数国家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供应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粮食政策有失误，那就是他们是弱国，没有认识到被单一食物体系同化后的危险，或无力抵挡被同化的命运。

　　2007年我在美国时看到一则报道，美国有1／4的食物，是丢进垃圾桶里的。美国在2006年10月17日，诞生了其第3亿个国民。简单计算，丢掉的食物，相当于近8000万人口的消费量。而当时报道的全球因饥饿濒临死亡威胁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万。不幸的是，这些食物是在美国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在这些赤贫人口的胃里。

　　我们暂时的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

　　记者：中国也正在经历食品价格上涨的考验。但在小麦、稻米等主要粮食品种上，相比国际价格似乎还相对稳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原因？

　　周立：相对于这些出现悲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还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能力调控粮价，能让其保持稳定，由此，也能保持社会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之所以比较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与农民们普遍还在进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知道，伴随10多年来农业产业化和粮食市场化的推进，农民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一轮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可能还能暂时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国下一轮的粮食洗牌过程中，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乐观。

　　记者：许多分析称，粮价上涨将是个长期趋势，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是否能维持粮价稳定？

　　周立：粮食价格的长期高企，并不符合粮食主要输出国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国主导者的长期经济利益。所以，未来三五年内，粮食价格必然还有一个下落的过程，在未来这一轮粮价洗牌过程中，中国、印度等国的小农和独立的食物体系，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实际上，中国的主要粮食价格，早已既“踏破了地板”(成本价)、又“捅破了天花板”(国际价)，中国的粮食价格调控，这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弹性空间。只是自从去年“天花板”价格大幅度上涨后，中国粮价才看起来具有竞争性。正因为这样，当这一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风潮结束后，中国粮食生产体系面临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小农经济”真的不堪一击？

　　记者：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看作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并认为当下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对抗国内外的大型粮食企业，甚至成为被剥夺的对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立：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已经在食物帝国的诱使和迫使下，失去了传统的本地化食品，被拖出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其国民也被塑造成为食品帝国所需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也正在这一进程之中。

　　当一国的政府决策者和农业专家们，多已被“洗脑”，认同本地化食品体系不如全球化食品体系，小农经济模式不如农业产业化模式，低投入、低耗能农业不如高资本、高耗能农业有竞争力的时候，悲剧的大幕就真正拉开了。

　　美国大农场模式，是与美国耕地多、劳力少、资本充足、能源价格低廉等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同时，又是在殖民扩张和高额补贴两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现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情和政治军事背景类似的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的发展大农场经济，实行产业化农业的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场交易)形成大农场模式。也没有一个先例，不依靠对产业化农场高补贴，就能击垮小农家庭农场的。

　　笃信“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信条的人，是看到了农产品市场开放条件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和产业化食物帝国抗衡的表象，但没有看到背后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记者：您在美国做过长期的农业调查，美国农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周立：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在1930年以来，破产了60%,这是政府只对产业化农场高额补贴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竞争力不如产业化农场。如果我们认真看一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基于苏联、东南亚和中国的实证资料研究，并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问问农民，为什么种粮不赚钱但大多数还坚持种粮，就会体会到小农家庭农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对抗产业化粮油企业，背后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不如美国政府那么有钱。

　　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才会说：“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

　　如若说中国的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那是因为把他们一个个形单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国财政部同台竞争的擂台上。然而，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后，美国政府会为他们买单，做出“金降落”(记者注：对被收购者的高额补偿费)的制度安排。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却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就业帮助。

　　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咨询者，会看到美国产业化农场模式的表面成功，却对墨西哥、阿根廷、非洲国家，甚至中国自己产业化农场失败的事实视而不见。这种咄咄怪事，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人们却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