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夯实农业基础，打造核心产区，增加粮食供给。生产是基础，供给是保证，要把功夫下在加强基础上。现阶段我国要吸取“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历史经验教训，继续坚定不移地把“三农”置于“重中之中”的战略地位，持续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新鲜经验证明，集中财力物力，建设现代农业基地，打造粮食核心产区，是增加粮食供给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要合理充分开发、广辟食物资源，增加丰富多彩的动物蛋白食品供给。2008年，新一届政府进一步加大农业直接补贴力度，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这一举措，应该全面贯彻落实下去，并向粮食主产区适当倾斜，切实做到这一条，我国就能够在国际粮价狂涨风浪的考验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健全市场体系，强化市场机制，创新交易形式。市场配置资源是基础手段，创新交易形式是必要途径。特别是要提升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和区域粮食批发市场的作用，使之兼有交易中心、信息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复合功能。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全国需要创新和普及两种形式：一种是“三公”，即国家政策性粮食(例如国家托市收购粮和国家储备粮等)必须采取公开拍卖、竞价销售的现代交易形式，以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公开、公平和公正交易。另一种是建立和普及城乡一体的粮食等商品连锁、配送、代理等现代业态形式。通过这种现代营销网络，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分购联销”，对工业品实行“联购分销”。如是，既可以大幅度提高营销效率和节约交易成本，又可加强粮食等农产品市场的统一性、竞争性、灵活性、有序性和安全性。

　　第三，加强宏观调控，确保“储得进、调得出、用得上”。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意，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常采用国家农产品干预措施。面对全球粮食价格持续暴涨，我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宏观调控，是理所应当，势在必须。当前，需要继续坚持两项措施：一项是充实国家粮食储备。我国的粮食安全系数应该大于FAO提出的17％?18％的标准，需要提高到25％?30％的水平。通过扩大储备规模、调整品种结构、合理安排布局，完全做到“储得进、调得出，用得上”。另一项措施是，善于利用粮食外贸手段。粮食对外贸易必须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内粮食供求平衡为原则，避免单纯的贸易观点。当前需要“控大放小”，即严格控制大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谷物品种出口，完全放开小杂粮对外贸易。

　　第四，加强价格监管，构建“和谐价格”，保障民生安稳。加强市场价格监管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必要手段。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粮食价格，可以说是“民生价格”，更需要探索建立“和谐价格”关系，即既不可“谷贱伤农”，又不能“谷贵伤民”。迄今，除了猪肉、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不正常之外，全国粮食价格上涨呈现温和性、合理性、结构性与可控性特点。当前，在国际粮价飞涨传导作用影响下，国内市场价格上涨的压力增大，因此特别需要建立和实施严格的价格监管和涨价申报制度，严禁变相涨价、串通涨价和“价格联盟”，以及适时采取价格临时干预的各项措施，维护粮食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五，加强主流信息，掌控粮食主动，严防“粮食陷阱”。面对国际投机资本对市场粮价飚升推波助澜的风浪，我国粮食企业必须高度警惕跨国粮食垄断集团制造“粮食陷阱”，力戒上当受骗。近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的影响，证券、债券等传统投资产品的风险性加大，对投机资本的吸引力下降。部分国际投机资本便流向粮价飙涨的粮食市场进行投资炒作。投机资本惯用的伎俩是大幅度抬高和操纵粮食期价，推波助澜造成市场假象，以从中牟利。目前，我国粮食期货和粮食外贸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基本没有话语权，包括现货与期货在内的信息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粮食“大鳄”。面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我国信息机构和期货业界必须加强信息分析和综合研究，向国家和企业提供独立的、准确的、及时的主流信息作为决策依据，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跌入“粮食陷阱”，损害国家粮食安全。